“馮女士，26歲，碩士畢業于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，本科畢業于上海對外經貿大學，擅長英語口語和編程，國外類考試過托福100和GRE（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）。”
“傅女士，24歲，普通話二甲、英語四級、日語N1，從事過多年少兒英語、少兒繪畫、少兒主持培訓工作，擁有高端師、高端母嬰師、高級護理老師、高級整理收納師證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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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在社交平臺上，出現了不少這樣簡歷出眾的求職信息，而她們的求職崗位是讓人感覺不太需要高學歷的家政服務。
《法治日報》記者梳理發現，這些求職者的平均年齡在20歲至30歲之間，學歷本科起步，精通兩三門語言，手握各種證書，部分還有留學經歷，各式各樣的標簽讓人眼花繚亂。
這不禁讓網友感嘆道，家政行業都已經那么“卷”了嗎？記者近日對此展開了調查。
虛假宣傳
引發網友廣泛關注
記者注意到，在社交平臺發布的家政求職消息中，許多高學歷者身上都穿著“天鵝到家”字樣的工作服。但記者在“天鵝到家”App上卻并沒有找到信息一致的這類家政人員。
家政平臺中是否真有如此多的年輕、高學歷家政人員？
北京某家政公司培訓部經理王洋（化名）告訴記者，根據他10多年家政行業經歷來看，本科以上學歷和“90后”“00后”做家政服務的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，但很少能遇到，絕大多數為40歲至50歲。
“一方面，這和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觀念有關，大家認為年輕、有學歷的人不該去給人做，即便真有年輕人來干，也經常因為種種原因干不下去。另一方面，年齡大的人往往生活經驗較豐富，對家政方面比年輕人了解，不少雇主還點名要有過育兒經驗或者年長的人來做家政服務。”王洋說。
在社交平臺上，也有很多網友對這些年輕、高學歷保姆的真實性表示懷疑。
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發布的《中國家政服務業發展報告（2018）》顯示，當前我國家政服務從業人員88.6%來自農村，年齡結構偏大，“80后”從業人員所占比例不到20%。同時，家政服務從業人員流動性高、穩定性差，文化水平較低，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僅占14.1%。
2021年5月，一家政公司在社交平臺發布清華女畢業生求職保姆阿姨管家一事，引發熱議。簡歷顯示，該女生年齡29歲，清華大學畢業，曾做過家庭助理。后市場監管部門查明，該商業宣傳中涉及的清華畢業生基本信息，包括人名、照片、薪酬、工作經歷在內，均為虛構。
北京瀛和律師事務所律師孫超介紹說，根據法律規定，虛構求職者學歷、照片等信息涉嫌虛假宣傳。此外，對于被盜用個人照片的當事人來說，還可能侵犯其肖像權，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
“不管是發布虛假信息的公司還是提供發布虛假信息的平臺，都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，可能包括承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行政處罰沒收違法所得、罰款、吊銷營業執照等，構成犯罪的，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。”孫超認為，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建立健全廣告監測制度，完善監測措施，及時發現和依法查處違法廣告行為；消費者和其他組織等遇到虛假宣傳時，可向市場監管部門、消費者協會等進行舉報，依法進行社會監督。
名為家政實為家教
違規進行學科輔導
記者在“天鵝到家”極速版、“輕喜到家”、“無憂到家”等多個家政服務類App中，以“家教”“授課”“數學”“英語”等關鍵詞進行搜索，均未顯示相關商戶。但在“58到家”檢索時發現，有商戶提供英語私教輔導，服務類型為四六級、考研、專升本、成人高考等。
打電話詢問對方后得知，除了成人外，他們還可以給中小學生補習外語，一個半小時收費300元至500元。輔導老師均畢業于外國語大學，如果有其他學科補習需求，也可以幫著介紹。據介紹，這些老師有的一直從事課外輔導，有的是學校的老師，在校外做兼職。
王洋告訴記者，有些家政平臺上的書法、鋼琴、小提琴等課外興趣輔導班，實際上都是“掛羊頭賣狗肉”，進行的仍是語、數、外等學科類課外輔導。
記者與社交平臺上提供家政服務的一些賬號進行溝通，對方表示，可以按照記者要求提供年輕、高學歷的人來進行“家政服務”。這些保姆的簡歷雖然沒有網上宣傳的那么“厲害”，但輔導孩子功課還是綽綽有余的。對方還表示，為了避免被封禁查處，他們都以“家政”“成長陪伴師”等對外宣傳，但主要任務還是輔導孩子功課，為他們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。
據咨詢，這樣的家政人員收費并不便宜，一個月價格大多為15000至25000元之間。
孫超說，不可否認的是，家政從業人員中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高學歷人才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們中大多數是在“高學歷家政阿姨”的頭銜下，做著教輔的工作。
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周詳說，以“家政阿姨”等名義從事學科類課外輔導的家教活動不符合“雙減”政策，是一種變相違規校外培訓的形態，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，增加了社會焦慮，需要相關部門進行嚴格監管和查處。
依法查處違規培訓
健全機制標本兼治
記者注意到，對于家教行業“野蠻生長”的問題，監管部門已經出手。
2021年9月，為指導各地堅決查處學科類校外培訓隱形變異問題，教育部辦公廳印發《關于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》。其中提出，違反培訓主體有關規定，證照不全的機構或個人，以咨詢、文化傳播、“家政服務”、“住家教師”、“眾籌私教”等名義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，應依法依規予以查處。
披著家政外衣的家教為何難以徹底清除？
孫超認為，現實中“私人家教”進行校外學科類培訓，往往采取“一對一”“住家”等形式，以“高端家政”“家庭管家”等名義為掩護，極具隱蔽性、分散性、多變性，在培訓對象、培訓內容、培訓時間、培訓地點、培訓方式等方面都很難界定。
“對此，應堅持標本兼治的原則，依法治理，嚴肅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的行為，同時要建立健全多部門聯動機制、長效機制，讓監管落地見效。教育部也提出了三項具體措施，包括建立辨別機制，對于明顯違反相關規定的，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要旗幟鮮明嚴肅查處；落實屬地管理，按照‘誰審批、誰負責’的原則，對學科類培訓的隱形變異問題進行查處；強化監管執法，各地要充分發揮‘雙減’工作專門協調機制作用，強化部門協同、條塊聯動，壓實責任。”孫超說。
為從根源解決這種違規校外培訓問題，周詳認為，一方面應在我國家庭教育立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法律框架下，充分調動并增加多元化教育服務供給，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；另一方面，有效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，提升教學效果，將學生更多的校外時間留給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，形成全社會共同育人的局面。此外，需要從政府角度出臺更多的規范性和政策性文件，引導校外培訓機構和校外培訓活動的規范發展，嚴格遏制變相校外培訓現象，提升教育執法的協同性、科學性。
孫超說：“學生家長應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和成才觀，要認識到身心健康、能力興趣等是比學習成績更重要的財富，從而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，讓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。學校要加強師德培訓，讓教師擔起‘教書育人、為人師表’的職責。要疏導學生的校外培訓需求，盡快推動課后延時托管政策的落實。要盡可能地提供差異化的學習環境，來滿足學生個性化的學習需求。”
“一方面要規范市場，對欺詐、虛假行為進行監管整治，比如針對培訓機構轉型的家教中介加強管理；另一方面，需從源頭上減少培訓需求，從這兩方面同時采取措施，才能真正達到效果。”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，要想從源頭解決校外違規培訓問題，從深層次來說還是要對教育評價體系進行改革，建立多元評價機制。
來源：小警之家
